个贷不良资产转让“狂奔”

表面看，个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热潮的推手之所以如此火热，是监管部门将试点机构从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扩大至城商行、农商行、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等，带动转让数量显著增加。

更深层的动因是，金融风险的滞后性持续发酵——在经历前些年跑马圈地式业务扩张后，个贷、信用卡业务坏账问题在宏观经济波动、个人收入状况波动等因素的共振下逐渐暴露，迫使金融机构不得不通过不良资产转让出清风险资产。而不良的增加和清收回报率的走低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宏观经济波动周期下部分居民的个人资产负债表遇到了问题。

“不知道这项试点是否会三度延期，但个贷坏账风险仍在暴露，或许尚未见顶。”王微说。

折扣率一路跌落

《通知》发布后，金融机构的个贷不良资产转让变得更加活跃。

记者统计银登中心公告发现，截至1月22日，中国银行挂牌转让6只个贷不良资产包，平安银行与邮储银行挂牌的数量分别有3只，仅在1月9日当天，中银消费金融公司一口气挂牌4只个贷不良资产包。

同时，江苏灌南农商行、广州农商行还将2025年没能卖掉的不良资产包重新挂牌转让。

如此火热的挂牌场景，着实令王微感到惊讶。“在2025年底试点到期前，试点金融机构都在赶时点抢发了大量个贷不良资产包。没想到现在还有那么旺盛的个贷不良资产转让需求。”他告诉记者。

记者通过整理银登中心数据发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不良贷款转让公告数量达到644条，占全年1663条公告数量的38.73%，且亿元级别个贷不良资产转让包数量明显增多。

在2025年底试点即将到期前夕，王微一口气集中挂牌出售30亿元个贷不良资产包。“那段时间内，我满脑子就想着尽可能多卖个贷不良资产。”他说。

2026年1月下旬，王微接待了三家地方AMC，向他们介绍拟出售的个贷不良资产包的具体资产状况，配合后者完成投前尽调。

但转让个贷不良资产包这项工作，并不轻松。目前最让他伤脑筋的是，个贷不良资产包要卖出好价钱的难度与日俱增。“2023年之前，我们出售个贷不良资产包的平均折扣率还能达到8%—10%，但现在能按5%卖出，就很不错了。”他说。

平均折扣率是转让价格对应不良资产包未偿本息金额的比率，折扣率越低，表明资产定价的打折幅度越大。

广西联合资管是广西地区参与个贷不良资产收购处置的AMC机构，其个贷业务部负责人江皓回忆说，2021年期间，他收到的个贷不良资产包转让报价平均折扣率一度接近50%。但2022年底后，他收购的个贷不良资产包平均折扣率快速降至12%，此后三年平均折扣率一直处于下降通道。

银登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一季度，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的平均折扣率已降至4.10%。其中，不少平均逾期时间长达3—5年的个贷不良资产包平均折扣率即便低于1%，依然面临少人问津的窘境。

作为一家地方AMC的清收业务负责人，张乾特别看重“平均本金回收率”这个指标——作为清收策略所追回金额对应不良资产包金额的比率，回收率越高，表明资金追回状况越好。

张乾还记得2022年前后的情景：那时一个资产包的平均折扣率在12%左右，但他通过清收策略能实现逾20%的平均本金回收率。

通俗地说，若AMC花12元购买了100元金额的个贷不良资产包，通过清收策略可以收回逾20元资金。在扣除12元收购资金、5元清收业务开支及其他运营费用后，AMC能获得至少3元利润，实际回报率达到了25%。

张乾说，当时能创造不错的回报率，一是当时AMC主攻信用卡不良资产包的收购和处置业务——相比大额个人消费贷不良资产，客均额度相对较小的信用卡不良资产的资金回收相对稳定，不大会出现突然的断崖式下降；二是当时以电话催收为主的清收策略成效相对较好，众多个贷不良资产包里的借款人经不住反复频繁的电话催收，与AMC重新磋商还款方案并偿还相关资金。“2年前，个贷不良资产包收购处置绝对是一门好生意，现在这门生意却不大好做。”他感慨道。2025年上半年，他斥资约1000万元买入一个2亿元金额的个贷不良资产包，经过大半年的电话催收，收回的本金不到1200万元，在扣除清收业务开支、运营成本和收购款后，实际利润仅有约55万元，回报率为5.50%。

他的业务团队自嘲：若将1000万元作为“长期耐心资本”投资股票型基金，年化回报率可能都比这高。

“2025年全年我们收购的多个信用卡不良资产包本金回收率不到6%，创下过去5年的最低值。”张乾说。对此，他所在的AMC公司高层无法理解为何短短2年时间，信用卡不良资产包的平均本金回收率下降逾15个百分点，要求清收业务部门给出合理解释。

不良个贷不断飙升

起初，王微将“卖不出好价钱”归咎于个贷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机构扩容与个贷不良资产包供应量大幅增加，导致压价竞标格外激烈。

2021年初，原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6家国有大行和12家股份制银行开启了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工作。参与个贷不良资产包收购和处置的主要是全国性金融AMC、符合条件的地方AMC与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

面对个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机遇，王微最初相当审慎。2021年，他经手出售的个贷不良资产包规模不到10亿元。当时他最担心的是，一旦转让出售的个贷不良资产包规模较大，会引发市场对银行个贷不良资产潜在规模“深不见底”的怀疑，导致银行股价遭遇额外的冲击。

银行的这种顾虑，导致2021年—2022年期间个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市场显得不温不火。

2022年底，原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第二批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将试点延期3年至2025年12月31日，同时还将试点机构范畴扩大至城商行、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与信托公司等。

令王微没想到的是，试点机构的扩容彻底改变了个贷不良资产转让市场的面貌。尤其是城商行与持牌消费金融机构，成为个贷不良转让的生力军，催热了市场。

零壹智库统计显示，23家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在2025年发布超200期个贷不良资产转让公告，涉及未偿本息金额突破1200亿元，创下近年处置规模新高。

城商行也毫不逊色，转让出售的个贷不良资产也放量增长。这背后是这些城商行有着迫切的压降不良资产需求。截至2025年6月底，在43家上市银行中，16家银行的个贷业务不良率超过2%，基本以城商行为主。其中，6家城商行的个贷业务不良率已突破3%，分别是贵州银行（5.47%）、泸州银行（4.18%）、宜宾银行（3.92%）、天津银行（3.57%）、贵阳银行（3.19%）和重庆银行（3.01%）。

试点机构的扩容，固然是个贷不良资产转让市场在过去3年格外火热的一大重要因素。但这背后也有着深层次原因：一是随着国有大行持续采取市场下沉举措争夺优质客户，城商行与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只能“退而求其次”，向更多信用评级次优人群提供信用卡与个贷服务，但在宏观经济波动与部分居民收入波动的情况下，这些人群出现贷款坏账的概率相应增加；二是相比国有大行与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与持牌消费金融机构面对净息差收窄，更缺乏足够利润核销个贷坏账，只能将个贷不良资产转让出售作为自身出清风险资产的主要方式。

随着个贷不良资产挂牌数量与转让规模持续扩大，王微也放下了原先的“思想包袱”，在2023年、2024年分别挂牌出售逾40亿元的个贷不良资产包，2025年这个数值超过70亿元。

“越早出清风险资产，越有底气应对更多新增个贷坏账压力。”王微说。

那些还不起钱的人们

持续增加的个贷坏账压力，也让王微时常陷入沉思——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6年，王微调任这家股份制银行个贷部负责市场运营。

这一年，在居民消费升级的背景下，他所在的银行开启了大刀阔斧的零售转型，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信用卡业务“下沉”，获客群体从一、二线城市收入稳定的白领阶层，扩展到三、四线城市的灵活就业群体与创业人群等，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那时，我们每天开会讨论如何提升获客量与动卡率。”他回忆说。由于多项优惠力度极大的信用卡促销活动，他所在的银行在2017年快速吸引到数万名新客户，带动获客量与动卡率超预期增长。

2019年起，他感受到金融风险的滞后性开始来临，先是逾期1个月的信用卡及个贷用户持续增加。6个月后，不少逾期客户在多次催收无果后依然无力还款，令个贷不良资产不断累积。

2020年，他所在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坏账率突破2.5%，个贷业务不良率也上涨了0.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银行高层对个贷坏账率快速升高相当震惊，开会要求迅速压降个贷不良率。那一刻起，王微开始专门处置个贷不良资产业务。

最初，他处理个贷不良资产的方式极其简单，就是用银行利润核销个贷不良资产。然而，随着近年净息差持续收窄导致利润受挤压，他发现光靠核销做法已难以应对不断增加的个贷不良资产。

王微对个贷不良资产客群画像做了数据分析，发现三个明显特点：一是创业失败者案例明显增加，有的创业者靠着透支信用卡维系创业公司运营，如今创业失败，他们面临数十万元信用卡透支额却无力偿还；二是不少失业者依赖透支信用卡维持生活开支，由于他们迟迟未能找到工作，空有还款意愿也难以还款；三是众多超前消费者一直通过“以贷养贷”维系体面生活，但随着他们个人债务不断膨胀，各家金融机构都不愿继续“输血”，导致他们资金链彻底断裂。

赵勇就是其中的一类客群。2017年，在大众创业热潮下，年近40岁的公司白领赵勇辞职创业，开了一家中餐馆。他说自己想拥有自己的事业。

此后4年，他的中餐馆年均收入500万元，难以覆盖每年逾600万元的运营开支。为此，赵勇花光了所有积蓄。后来，他决定搏一把，透支了3张信用卡额度，将中餐馆改造成火锅店。但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火锅店依然入不敷出，此后两年净亏损130万元。

2023年，他因经营不善而被迫关店，背负了逾100万元的信用卡债务。在多次催收未果后，银行将这笔信用卡债务归入“不良”。赵勇原以为自己会与这笔信用卡债务“彻底告别”，但在2025年5月，他收到一家AMC的电话，自此他名下信用卡债务成了个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市场中的“一份子”。

“这些年，居民的个人资产负债表似乎出现了问题。”王微说。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居民的个人债务总额远远超过个人收入，他们纵然三年“不吃不喝”，所得收入也未必能足额还债；二是他们的每月收入早已无力偿还当月贷款本息，一旦生活工作再遭变故，就可能无力还款。

尽力挽回损失的银行

面对个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市场的“收益下滑”，王微与张乾都在努力“多收三五斗”。

2025年7月，王微花了数天时间反复阅读银登中心发布的《不良贷款转让业务年度报告（2024年）》，结合报告所呈现的“个人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业务进一步向短账龄项目倾斜”、“转让多为已核销资产，未诉讼资产数量持续上升”等特点，再结合购买方的收购及资产处置偏好，对个贷不良资产包的资产结构进行多项改良。

这些改良包括：压缩个贷不良资产包的平均逾期时间；持续减少已诉讼资产的数量；增加年轻客群（30—40岁）比重；提升个贷不良资产包的借款人区域集中度及经济发达地区比重，更方便AMC在当地采取司法举措追回资金等。

王微称，这些调整都是为了让潜在买家感受到资金追回概率的提升，进而提高资产包“身价”。但让他无奈的是，这些努力依然没有“灰色操作”好使。

所谓灰色操作，是部分银行在与AMC签订个贷不良资产包转让协议时，会附加一份回购协议或清收托底协议，保障AMC的收益；此外，个别银行还会通过提升贷款额度与降低贷款利率，给AMC承接个贷不良资产包提供风险补偿。

面对“灰色操作”的诱惑，多家地方AMC一面认为王微的个贷不良资产包质地不错，一面却转身选择那些附加上述灰色操作条款的其他金融机构资产包。

张乾眼看电话催收等传统清收策略边际效益持续递减，果断转向分散诉讼、属地化的司法保全、“仲裁+执行”等司法手段，希望能提高本金回收率。

然而，清收策略转型同样面临挑战。令他头疼的是个贷不良资产包里的案件资料不齐全、案件区域不集中（导致诉讼处置效率偏低），不仅影响司法判决和执行的操作效率，还会额外增加运营成本。

江皓表示，当前个贷不良资产包收购处置依然面临诸多痛点难点：在收购端，时常会遇到资产估值难、定价偏差大等问题；在处置端，面临立案难、投诉率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对AMC的资产运营与管理能力都提出较大挑战。

不过，王微迎来了“破局之道”。

《通知》要求试点机构对发现问题应整改问责，健全试点业务违规问责机制，涉嫌犯罪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月12日起，王微所在的银行着手开展系统性的自查自纠工作，包括严查个贷不良资产包转让过程是否存在“抽屉协议”等违规灰色操作。若情节严重，将从严处罚相关负责人与经办人。

近日，他说服银行高层同意搭建一个线上平台，在投前尽调环节支持潜在买家线上浏览拟出售个贷不良资产包的尽调数据，支持在线浏览相关借款人基础信息与脱敏影像资料等；在资产交割环节支持个贷不良资产包全量电子档案（包括电子影像、交易明细等）的线上交割，并根据买家的档案目录要求自动完成档案资料整理，方便后者将档案资料快速导入自用的催收系统。

因为他相信，随着业务操作合规性提升，未来个贷不良资产包能否卖出好价钱，很大程度取决于银行能否提升买家投前尽调与资产交割便利性。

过去半年，张乾将大量精力放在如何与银行通力合作，集中向监管部门反映个贷不良资产包转让处置过程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推动监管部门、央行征信中心、银登中心制定统一的信息披露规则，包括数据口径、抽样比例、准确度要求、人行报送规则等，实现个贷不良资产组包科学化与规范化，交易标准化、售后处置专业化等。

去年底，他说服所在的AMC设立个贷科技处置子公司，借助大数据分析债务人的还款能力与还款意愿，精准定位具备还款潜力的债务人，制定个性化的催收方案。

然而，公司高层对此有着很高的期望值——希望这家子公司能重现3年前的本金追回状况，每月本金回收额占个贷不良资产包规模的比例达到4‰—5‰。

能否实现上述期望值，张乾直言“心里没底”。但他强调，个贷不良资产转让市场只有不断提升信息透明度与市场公信力，不良资产定价更趋理性与处置更加高效，才能让更多个贷不良资产包得到高效化解，让金融机构出清更多风险资产。

“个人不良资产包转让处置，本质是化解个贷坏账风险高企的最后一步。若要更好解决这个挑战，关键是个人资产负债表得到有效修复，从源头压低个人不良资产生成规模。”张乾说。

（应受访者要求，王微、赵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