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00的“放”与“限”：中国AI算力代差中何以破局？

最后是在互连效率与软件生态上，英伟达NVLink与CUDA构成的护城河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正基于此，H200的系统级互连能力使得8卡、72卡乃至整个机架能够像一个单一处理器一样协同工作，通信损耗极低。相较之下，中国所谓的“万卡集群”目前仍处于“物理数量达标、逻辑调度低效”的阶段（据称国产芯片在跨节点通信时性能损耗高达30%以上），导致其集群算力优势大打折扣。

除上述外，如CFR报告所言，华为及其国内同行还面临美国对先进封装（CoWoS）和HBM3e供应链的严密封锁，使得到2027年，随着Blackwell系列的全面普及，英伟达顶配芯片的性能预计将达到华为同期昇腾芯片的17倍，集群算力差距更可能拉大到21—49倍。而正是这种“领先一个身位”的策略，实质上是将中国锁死在“逻辑上能运行、工程上难超越”的次级算力圈层中。

从这一意义上说，H200 的优势并非体现在“是否遥遥领先”的情绪化判断，而在于其是否具备支撑下一代基础模型长期、稳定训练的系统能力。在这一维度上，中国整体仍处于追赶区间。

中国“谨慎对待”背后，现实局限与策略选择的博弈

既然H200在系统层面仍具明显优势，中国为何在政策层面表现出相对谨慎甚至克制的态度？在我们看来，这并非简单的技术自信，而更多源于现实局限与策略选择的综合考量。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头部AI企业或团队获取先进算力的实际路径，已不完全等同于公开、合规的商业进口渠道。近年来，国际执法部门披露的一些案件显示，全球高端芯片流通中确实存在复杂的灰色网络。尽管这类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但客观上影响了部分机构对“次优合规方案”性价比的判断。当然，这一因素更多属于边际影响，而非主流供给路径，仍需理性看待。

此外，长期以来，国内普遍认为中国在电力和能源基础设施方面具备结构性优势，这在一定阶段内确实为算力扩张提供了条件。

然而，Epoch AI最新的报告《Is almost everyone wrong about America’s AI power problem？》则给出了不同结论。该报告分析称，虽然美国电网陈旧、审批缓慢，但美国正利用极其灵活的资本手段进行“能源突击”。

例如，xAI可以在几周内通过快速部署大规模天然气轮机解决电力需求，而微软、谷歌等巨头正通过重启核电站、推进小型核反应堆（SMR）等方式逆转电力瓶颈。对此，Epoch AI认为，美国拥有庞大的需求响应能力（容量达76-126 GW），完全有能力支撑未来100 GW以上的AI算力电力需求。由此看，我们业内眼中的所谓中国电力红利其实更像是一种“阶段性红利”，而非制约美国的长期结构性壁垒。

最后，也是最残酷的差距在于先进制程的“产量控制”。据OECD 2025年《THE CHIP LANDSCAPE》的报告，在7nm及以下制程的逻辑芯片产能上，美国与中国台湾阵营仍占据80%以上的市场份额。具体表现为中国先进逻辑芯片产能仅为0.39百万WSPM，美国为0.84、中国台湾1.55，而到2030年，美国将新增0.62百万WSPM先进逻辑芯片，中国仅为0.38。

与此同时，由于缺乏EUV光刻设备，中国先进逻辑芯片产能只能高度依赖多重曝光工艺，导致国产芯片不仅性能落后，其量产良率也极低（据称是我们20%-40%对比台积电的90%以上），进而导致单颗国产芯片的生产成本甚至高于英伟达的市场售价。在这一背景下，通过政策手段为国产算力争取应用空间，更多是一种现实局限下的产业保护与培育策略。

应对与破局，从“单点替代”走向生态重构

如果说我们前述解释了“差距为何存在”，那么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是中国如何应对这一差距。而在此过程中，一个值得警惕的倾向是，算力问题在国内的舆论中常被简化为“某一家国产芯片企业能否追上英伟达”。其实这种叙事除了容易制造情绪，更可能掩盖了重要的现实，那就是算力体系从来不是由单一企业支撑，而是一个高度复杂，跨越芯片、系统、软件和组织方式的系统工程。

基于此，面对中美AI算力的全方位代差，中国AI产业的应对策略亟待从“单向平替”到“生态重构”的根本性转变。

众所周知，过去几年，国内过分押注某单一“国家队”芯片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也暴露出生态路径单一、风险集中等问题。因此，未来的破局方向，更可能在于多路径并行的生态构建。

例如近期摩尔线程（Moore Threads）、沐曦（Muxi）、壁仞（Biren）等国产GPU新势力的密集上市，就反映了国家对“多路径探索”战略的认可。而这些企业通过在图形渲染、国产集群适配以及针对特定算法（如DeepSeek的MLA架构等）的深度优化，正在构建一个比单一企业更具韧性的生态体系。

沐曦股份主要产品分类，来源：沐曦股份公司官网，爱建证券研究所

同理，除了上述所谓国产AI芯片的新势力外，以海光信息为代表的“老牌国家队”则展现出一种更为成熟的破局逻辑，即在保持底层自主可控的同时，最大限度兼容主流软件与开发范式，通过与大量ISV的协同，降低生态迁移成本。而这类“兼容主流、逐步替代”的路径，可能在中长期内为国产算力提供缓冲空间。

除上述之外，中国此前通过DeepSeek在算法层面展现出的“以小博大”的能力，则是弥补我们算力代差的最后变量。当硬件TPP落后时，通过极致的算法重构（如MoE、MLA优化）来提升存量算力的利用效率，是中国AI算力通往“DeepSeek时刻”的关键。

由此可见，未来的希望不在于某一家企业超越英伟达，必须是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即在老牌国家队的生态托底、新势力的技术突围以及模型厂商的算法优化下，共同构建一个不被外部定义和具备产业韧性的自主AI算力生态体系。